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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雍君:当代财经知识分子应认知与担当的社会责任

发布日期:2020年10月12日   浏览次数:[]

一、引言与背景

张载(1020-1077)“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弘论,在当代发达的财经社会背景下,对知识分子群体依然极具感召力。尽管如此,就财经类知识分子群体而言,把社会责任的鉴别与担当引向“三正”界定的思考方向,也可能是适当的和必要的。

在本文中,“三正”指:(1)立场之正,即持守普遍利益的“正觉”;(2)目的之正,即持守社会改善的“正知”;(3)见解之正,即持守专业理性的“正见”。澄清每“正”的确切和丰富含义,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在此之前,简要陈述相关背景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一万多年来,人类先由狩猎与采集时代步入农业时代,继而经由近代产业革命步入大工业时代,随后经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商业时代,直至融合科技进步而迈向如今财经力量主导的财经社会时代。

不妨把财经社会定义为“金钱力量”(“财经”)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起主导或关键作用的社会,即超级发达的商业社会。财经社会中,政治力量依然起着决定性作用,但相对于金钱力量呈下行之势;作为“软实力”的传统文化则似乎走向绝对衰落,并在很高程度上由金钱力量代表的“硬实力”取而代之。把财经社会称为“一切向钱看”的社会,虽言过其实但并非全然离谱。

著名的“熵增定律”揭示万事万物都有混乱无序意义上的退化倾向,无论自然王国还是社会王国,无论器物、人类的精神还是社会关系领域。生命个体亦无例外,因为一旦出生就注定走向衰老与死亡。我们所能做和应该做的,无非就是创造和积聚“正能量”来对抗无可避免的熵增以“苟延残喘”而已。

这幅使人怆然的悲凉图景尖锐地拷问“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何在”。面对这一历久弥新的人类永恒主题,或许最简单也最合意的答案就是“救赎”。

就本文关注的话题而言,救赎意味着财经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和由其预设的社会责任的认知与担当,涵盖“适当是非观”结合“适当成败观”的双重诉求,作为对财经社会背景下的熵增定律的抗衡机制。

给定其他条件,财经社会的熵增定律施加的腐蚀性力量,在广度与深度上远比非财经社会强大得多。就其自然属性而言,财经力量是中性的,与是非善恶无涉,一如科学技术;但在人类如何对待的意义上,财经力量具有服从熵增定律的倾向,倾向于腐蚀一切,尤其易于腐蚀人类精神和社会关系,从而走上退行性病变的不归之路。

我们(个人与社会)该如何对待财经力量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什么该与金钱挂钩、什么不该与金钱挂钩”的问题,也就是市场经济确立适当边界的问题,其重要性、深刻性与复杂性实际上远远超过想象。

在财经社会背景下,个体与集体的主要麻烦在于:在不该与金钱挂钩的地方“偏要挂钩”时,熵增定律的腐蚀性就开始发挥作用,因而需要财经知识分子发挥独特的“救赎作用”。

什么不该与金钱挂钩呢?一般答案是:在“市场经济”所界定的四个维度之外,一切都不应与金钱挂钩。四个维度即生产、工作、投资与交易。在这里,“交易”仅指纯粹的商业交易。

一般地讲,把公立教育(知识)与医疗卫生(公众健康)作为商业交易对待——绑定金钱——是不适当的,并且深具危害性。教育体制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之所以效果不彰,未反思并致力消除深层根源或许是主要原因。无论如何,知识有知识的逻辑,健康有健康的逻辑,商业有商业的逻辑。在知识逻辑与健康逻辑被混同于商业逻辑时,麻烦就出现了。这是财经社会中熵增定律腐蚀性的经典例子。

更大的麻烦出现在人类个体的精神领域,以及联结个体与集体的社会关系领域。这是两个最易被熵增定律腐蚀并产生最严重后果与影响的高风险领域,但因其隐秘性、分散性和长期化而难以被深刻洞察,而一旦“严重的坏结果”显现时往往错失了采取明智行动的最佳时机。

在此视角下,财经知识分子的角色、使命和社会责任,就是比其他社会群体更早、更准确地预见到情势发展及其潜在后果与影响,并提醒人们和社会采取适当的预防性行动;相对而言,事前的“迎合式解读”、事后的“救火式解读”和具体的对策建议,反倒是次要的,甚至是多余的。

为此,对财经知识分子而言,采纳“处境困境秘境”的过程思维既是必需的和适当的,无论针对人类个体精神还是社会关系的救赎。就近年广为人知的“PPP模式”的例子而言,处境思维意味着明了此项政策举措之背景,困境思维意味着准确预见此举招致或诱发问题(problems)、麻烦(troubles)直至陷入困境(dilemma)的过程与机理,在此基础上谨慎地给出预防与走出困境的希望所在(秘境)。

一并采纳系统论思维(从森林到树木的思维)同样至关紧要,由此与流行的“观点式忽悠”区分开来。系统思维的要义是:系统的整体功能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子系统(“节点”)的功能之和,这取决于组成系统和次级系统的各个节点是否被有机地紧密联结起来。在讨论“公共预算改革”的例子中,这意味着最有价值的表达不是表达特定观点,而是预见组成预算体系的各个构件间的“联结方式”如何对整体的预算功能产生影响,包括正面与负面影响。

本文关注的“救赎责任”远远超出思维方式,而扩展至“三正”意义上的责任救赎。“三正”即持守普遍利益的正觉,持守社会改善的正知,持守专业理性的正见;以此作为财经社会背景下个体精神救赎和社会关系救赎的一般方法,用以对抗熵增定律的腐蚀性影响。正是这些腐蚀性影响使个体精神和社会关系不由自主地滑向沉沦与堕落。许多时候人类能够做的,不是步入最优(天堂),而是避免步向最坏(地狱)。

二、持守普遍利益立场的正觉

知识分子群体典型地属于“言论表达类群体”。每个个体和每类社会群体都需要表达,事实上也是如此。独特之处在于:知识分子群体的表达,理应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表达”。

然而,知识本身是中性的,可以用来服务于“善”,也可用来服务于“恶”的人类目的与意图。幸好,判断善恶是非的客观标准总是存在的,这就是“立场站队”问题。

不言而喻,财经知识分子理应向普遍利益站队,拒斥向狭隘利益站队。精确定义普遍利益与狭隘利益十分困难,但一旦真实面对,即可立即意会,一如“色情”很难定义但面对即可意会一样。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分辨普遍利益与狭隘利益,而是在面对抉择时该如何站队——基本的立场问题。

财经社会中,“利益”(interests)如此现实、诱人和高度地群体分化与地域分化,突出了立场站队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表面上,财经社会把各种各样的世俗利益简约为统一货币尺度的金钱利益,但在群体和地域意义上,金钱利益是高度分化的——“你的、我的、他的”至少在心理层面是清晰明确的,成为人类个体与集体行为最原始、也最现代的主要驱动力量。

然而,利益分化的现实,并未模糊普遍利益与狭隘利益的界限。被模糊化的只是立场站队:面对两类利益的潜在和现实冲突,站向狭隘利益还是普遍利益?

人类个体具有本能的和理性的自我保护和自利优先(于他利)的意识,由此驱使其本能地和理性地向狭隘利益优先站队,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此处之“利”,自然指狭隘利益。

自利优先的站队意识,作为常规人类个体的“自然习性”与理性选择无可厚非,但对财经类知识分子及其立场持守而言,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由此滋长的巨大“负能量”,将驱使经济与社会朝向错误方向感与目标感的发展。

财经社会的一个主要特质是“个体清醒加集体迷茫”。个体是清醒的,因为狭隘的金钱利益如此实在、具体而诱人;集体则是迷茫的——承载个体乘客的那艘“社会之船”究竟向何处去?个体清醒与集体迷茫令时下的中国十分纠结,也令如今的世界(“国际社会”)十分纠结。

对此,财经知识分子能够并理应救赎的,就是以坚定不移地持守普遍利益立场的“正觉”,作为“是非观”的基石,用以形成评估个体、政府、商业组织财经活动的普适性标准。

人类具有评估活动(activities)的兴趣与能力,以利在资源稀缺性中更好地安身立命。然而,评估不应只是“评估成败”——绩效评价,更应一并“评估是非”。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项高级特质正在于其是非观。动物只论成败、不论是非,人类既论成败、更论是非,而且只是在成败观被置于是非观的约束与引导之下,才得成为健全的人类。

当今中国社会对“成功人士”的评价,多采用“只论成败,不论是非”的姿态。这种明显的错误对个体精神和社会关系的潜在腐蚀性影响,几乎是灾难性的,在以金钱(经济财富)论成败时更是如此。

采纳基于责任(responsibility)的是非观,辅之以成败观的双重评价标准,可望作为最佳救济之道。责任标准也是双重的——自我责任和社会责任。赡养父母、善待亲友为最基本的自我责任,依法纳税和热心公益为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人类责任的自然发展总是从小到大的过程,一如“爱”的发展。这意味着对自我责任评价优先于社会责任评价。

相应地,财经知识分子理应以持守普遍利益立场作为首要的社会责任担当,包括源于此立场的谨言慎行。谨言慎行正是财经知识分子自我责任的核心,也是社会责任的题中之义。

个体责任和社会责任涵盖两个基本成分——是非观与成败观。次序很重要:先是非观,后成败观。“正觉”概念的确切含义,可理解为融合是非观与成败观的自我责任与社会责任意识,而以采纳和持守普遍利益立场作为两类责任意识的准绳。

这一准绳具有普适意义,可被广泛应用于对丰富多彩的财经活动的“财经知识分子表达”。

财经活动区分为公共领域(“公共财政”)和私人领域。就公共财政而言,持守普遍利益立场就是持守纳税人立场。一般地讲,只是当人民概念被系统地转换为纳税人概念时,现代性(不是现代化)才能真正融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灵,成为现代性的真实起点。

据此,在设计与实施公共财政活动和评估其是非成败时,财经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强势表达纳税人立场;焦点在于公共部门是否在以合理成本持续交付纳税人偏好的公共政策与服务,用以增进普遍利益。

在这里,需求面思维远比供给侧思维来得适当和重要。就纳税人立场而言,重要的不是公共部门做了些什么,而是纳税人关切的那些利益与目标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被改善,焦点是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药品与食品安全性等)、成本、及时性、可得性、平等性(拒斥歧视与偏见)和持续性,以反映服务人民的政府本质。

以时下蓬勃发展的绩效评价运动为例,重要的不是绩效评价的范围(“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而是如何确切地(基于可验证的客观证据与事实)惠及纳税人。很明显,时下的任务式绩效评价模式与此背道而驰,但学界的声音很小。

这只是此类不胜枚举的例子中的一个。就现状而言,这些例子能够揭示财经知识分子持守“正觉”立场多么困难、差距多么巨大,以及多么令人担忧。

纳税人立场与政治家的理想与抱负不仅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财经知识分子应致力于在两者形成链接与平衡,以此作为持守普遍利益立场的基本方法。

在这里,首要的依然是是非观,其次才是成败观。普遍利益立场的持守首先以是非观衡量,聚焦财政权力的运用方式;其次才以成败观衡量,聚焦理想财政成果的三个核心层级,即总额财政纪律、配置有效性和运营绩效。持守纳税人立场要求对这些基本专业术语确切含义的基本理解,持守正知(见第三部分)和正见(见第四部分)也是如此。

基本的“财政是非观”集中体现为良治(good governance)的五项基本原则,每项原则都反映财政权力的运用方式。财经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商业组织掌控着巨大的商业权力,国家和政府则掌控着巨大的财政权力(fiscal powers),涵盖征税权、支出权和举债权。这些权力的运作方式足以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无论在个体精神还是社会关系领域,也无论在成败观还是是非观层面。

发展背景下的成败观聚焦三个综合目标:增长(蛋糕做大)、平等(蛋糕分享)和稳定(皆可持续),与理想财政成果的上述三个层级紧密相连。良治背景下的是非观则聚焦五项基本原则:法定授权、受托责任、透明度、预见性和参与。

如此,持守普遍利益立场的“正觉”,集中体现为持守三个综合发展目标的成败观,以及优先持守五项良治原则的是非观;目前两类声音依然虚弱,这是财经知识分子第一类(正觉)社会责任意识与担当不足的明显标志。

在区别于公共财政的“商业财经”领域,正觉类社会责任意识与担当不足,集中表现为对拒斥“非平等互惠(生产、工作、投资与交易)行为”的表达不足,以及拒斥“过度市场化行为”的表达不足。

前者涉及盗版、垃圾论文、腐败、舞弊、裙带关系、寻租、设租等种种损人利己之举,以此言之,财经知识分子群体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朝向“劣币驱逐良币”的发展负责;后者涉及公共知识、公众健康、公共权力乃至道德良心等被过度商业化之举,以此言之,财经知识分子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朝向“西风压倒东风”的发展负责。“西风”即金钱,“东风”即高于金钱价值并且不应以金钱衡量其价值的价值。

三、持守基于社会改善目的的正知

知识本身是中性的,但在目的论上却是非中性的——既可被用于促进狭隘利益、也可被用于促进普遍利益。在知识被作为促进普遍利益以达成社会改善之手段的意义上,财经知识分子才具有第二类社会责任的认知与担当。社会改善(social improvements)定义为旨在改善个体生态状态的集体方法。

财经社会的发展极大地强化了个体生存状态对社会改善的依赖性。社会由独立个体成员通过“关系纽带”相互联结组成。人类天生为社会性动物。人类组成社会的终极目的与意义,在于改善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因为个体生命降世本身就是奇迹,也因为个体生命美丽而脆弱,还因为个体生命短暂,更因为个体生命只有一次,所以,个体生命和生命尊严具有最高价值,须被全力尊重与保障,使其免于被蓄意伤害,无论伤害的是身体、身体的器官还是器官的功能。

然而,在伤害风险极大的不确定性世界里,个体力量对抗伤害的能力十分有限,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能力也是如此。结合为“社会”的逻辑由此而来。进化使人类领悟到“一人为众,众为一人”的集体力量,才是改善个体生存状况和免于被蓄意伤害的最佳保障。

文明越发展,个体生存状态的改善越是依赖社会改善。文明发展的实质是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性。在农业时代,一家农户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其他农户和社会,以至“万事不求人”是可能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尤其是当代财经社会的发展,把局面完全扭转过来:任何个体成员的利益,都与其他成员乃至整个社会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一旦失去这种社会性联结,个体利益迅速受损,甚至无从安身立命。

可见,文明越发展,文明也越脆弱;文明越脆弱,文明发展越倚重社会改善。此次全球性新冠疫情再次把鲜活的例证呈现在我们面前。

财经社会也典型地属于“组织化关系压倒人格化关系”的社会。个体与其他个体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组织化关系取代。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两类最成功的组织分别是商业(公司)组织和政府(公共)组织。传统社会中单向的人际关系,几近被淹没为“个人与组织”和组织间的关系。

组织化关系是非人格化关系。在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中,普遍大众的个体声音与力量日趋式微,在社会契约中表达赞同的条件日趋退化,取而代之的是组织的声音、力量与赞同。就公共事务(如“公共财政”)和集体事物(如“产业发展”)而言,个体成员的影响和控制力变得微不足道,组织(平台)的力量则变得无比强大。在此环境下,焦虑与躁动的大众心态不断滋长与蔓延开来。

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强大的媒体力量使得某些社会个体成员“更易于出名”,“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爆红案例”也屡见不鲜。经典例子首推娱乐圈,“财经圈”亦在其列。

有必要总结一下这里的核心观点:如果说财经社会朝向“利益关联性”的发展系统强化了社会改善的重要性,那么,朝向“组织化关系”的发展则系统地提升了社会改善的可能性。相对于强大的组织力量而言,独立个体的力量变得微不足道,无论其数目多大。财经社会中,发展得最成熟也最强大的组织力量,首先是公共组织(“公共部门”)的力量,其次是商业组织的力量,最后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部门”的力量。积极地看,藉由制度规则与科技进步的双重支撑,组织力量已经变得无比强大,由此创设了社会改善的无限潜能。

与致力于资源整合以达成社会改善的组织力量不同,财经知识分子主要通过“言论表达”寻求社会改善。在这里,社会责任涉及的不只是持守普遍利益立场的“正觉”,更是持守基于社会改善目的的“正知”,即如何建立“有机地紧密联结”发展目标与良治原则的知识,以及“合理预见可预见的非意愿后果”的知识,涵盖制度健全性和技术健全性这两个基本方面。

两类“正知”不仅为集体迷茫型财经社会创设至关紧要的目标感与方向感,还提供达成目标所需的至关紧要的方法与工具,并且提供因果分析以充分预见可预见的非意愿后果。这种弥足珍贵的事前纠错机制,反映了现行公共决策程序与机制中明显缺失的关键一环。

第一类“正知”关注如何把制度与技术同发展目标有机地紧密联结起来,根植于“以发展目标论成败”的成败观。发展(development)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在这里,“正知”涵盖对发展政策三个一般目标及其相互关系的确切理解,联结这些目标的制度安排与技术机制,以及两者通过怎样的步骤和方式同目标建立有机地紧密联结。

在这里,制度安排涵盖各类公共政策工具,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公共预算、政府投资计划和中期财政规划。公共政策大致分为两类:跨部门的“一般公共政策”和部门政策(sector policy)。最重要的一般公共政策是一般经济政策即发展政策,涵盖增长、平等和稳定这三个综合目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是典型的跨部门政策,可视为第二个层级。部门政策则作为第三个层级,通常对应政府职能的各个领域,比如教育、医疗、科技和环境保护政策。

在这里,“联结”的一个重要含义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发展目标的核心工具,约束与引导部门政策协调一致地全面追求发展政策的三个综合目标——增长、平等和稳定。三者间存在潜在冲突,因而需要在一个协调性框架内予以追求。

在商业财经(区别于“公共财政”)领域,联结也是重要的和必需的,但商业实体以赢利为目标,缺失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同发展目标相联结的意识和合理动机,以至同发展目标间的不协调甚至抵触目标的风险很高。财经知识分子理应以自己持守的联结类知识,在事前、事中和事后表达基于目标联结的真知灼见。然而,就现状而言,失责很普遍,源于目标联结语境常被噪声驱赶或淹没。噪声集中表现为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特定观点表达,很难让人弄懂究竟要说什么(目标与联结);看起来什么都说了,其实什么都没说——缺失真正有用的信息含量。

总而言之,第一类“正知”聚焦如何建立有机地紧密联结,关键词分别是“联结”和“联结方式”,通常很少被意识到,更不用说被适当理解。

“联结”与“能力”相连。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能力(capacity)概念的核心正是联结与联结方式。正常人之所以具备自如地运用身体、身体的器官和器官的功能之能力,正是因为人体器官间、组织间间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巧联结。这些联结是有机地而非机械的,紧密的而非松散的。

同样,一个国家、民族、政府、组织和个人是否具备追求目标的充分能力,也取决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结方式与程度。能力的重要性源于改善。没有能力就没有改善(improvements),能力不足则改善不足,如此而已。能力建设概念常被误作“培训”,而无关“有机地紧密联结”,包括组织架构层面的联结(“部门间”与“政府间协调”)。一般地讲,忽视“联结能力”的能力建设战略很难取得中长期成功。直到今天,联结类知识的特殊重要性和复杂性依然未被充分理解。

第二类“正知”关注预见特定制度安排与技术机制的非意愿后果。这些制度安排与技术机制被用于联结目标,包括部门政策目标、跨部门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目标,以及两者所支持的发展政策的三个综合目标。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美”的,旨在联结目标的制度安排和技术工具亦不例外。不可能完美意味着其非意愿后果必须被充分预见,否则,一旦实施势必出现某种程度的失控,导致实际结果过多过快地偏离目标或期望值;而一旦“坏结果”显现时,往往错失了最佳的纠偏时机。近期的典型例子包括“PPP模式”、任务式绩效评价和产业补贴(“给钱”取代“竞争”)。

没有人能够预见到一项努力或行动的所有负面后果,但大多数潜在的重大负面后果一开始就是可以合理预见的。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给出并比照门槛条件”。

在PPP这一大型复杂的例子中,完全可以合理预见的门槛条件至少包括:足够的行政管理能力,有效的部门间协调,标准化的成本效益分析,被成熟运用的最低费用选择法(方案择优),基于产出的最优合同能力,腐败、舞弊、寻租与设租是偶发的而不是系统性的……并不满足这些门槛条件的“现状”也是完全可以预见到的。这意味着,如果运用基本的因果分析法,在政策制定的当时就发出“PPP当十分谨慎”的强势声音,此后的结局可能会好得多。

可以合理预言,只是在把“联结能力”与“预见能力”作为能力建设战略的两个支柱,社会改善的可能性才可望获得飞跃式扩展。财经知识分子理应通过言论表达(“正能量”)扩展这种可能性,作为社会责任认知与担当的关键方面。

“联结能力”和“预见能力”相辅相成。联结,要么是目标导向的联结,要么是原则导向的联结,由此形成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的两类范式(paradigm),分别基于成败观(以目标论成败)和是非观(以原则论是非)。原则导向范式预设的不是目标(一般目标与特定目标),而是预设原则(principals),旨在为所有人创建助其安身立命的机会均等。

两类范式的有效性都依赖联结程度和联结方式的有效性,根植于系统的基本原理:系统的整体功效取决于最薄弱的一环(木桶原理);只是在组成系统的各个节点间形成有机地紧密联结时,整体功效才会最大化。

相对于“联结能力”而言,“预见能力”更重要。人类具有把手段与目标联结起来的自然倾向,相比之下,对特定联结的非意愿后果进行充分预见则并非如此,因而需要诉诸“后天刻意”的因果分析,并将其作为公共决策程序与机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财经知识分子可以并且应该在此发挥独特作用。

“预见能力”的相对重要性还与如下认知相关:良好的愿望,常为通向坟墓铺平了道路(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语)。通俗地说,就是“好心办坏事”。案例充斥于人类进化史、社会史和经济发展史。

对此,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做些什么呢?答案就是“合理预见”,即基于因果关系的充分预见(“一切皆是因果”)。不幸的是,目前高校中基于计量模型的“统计相关性”教学,早已全面压倒了意义与价值深远得多的因果分析教学,导致理解社会王国高度依赖的思辨能力极度不足,进而直接或间接损害社会改善高度依赖的“预见能力”。

在财经领域中,“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层出不穷。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化改革是其中明显的一个。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化在发达国家相当成败,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则遭遇了普遍的失败,或者效果不彰,中国亦不例外。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休克疗法”也是经典例子。

此类例子表明:失败或效果不彰原本并非必然,但在“忽视合理预见”的意义上具有必然性。合理预见涉及两个方面的比较:识别成功的门槛条件,以及确认现状。成功的财政分权化改革的门槛条件很多,地方政府对当地民众的受托责任(比如独立公正的选举与有效的公民监督)机制,就是其中特别紧要的一个;至于“休克疗法”,最明显也最重要的两个门槛条件分别是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保障国有资产不会落入腐败者之手、只能流向最具经营管理能力者之手的制度机制。多数门槛条件完全可以合理预见,现状更是如此。

所以,改革失败或效果不彰的学术根源,至少可以部分地追溯到财经知识分子的失责:未能持守与“预见性能力”相关的知识,以适当方式强有力地传递给决策者、管理者、媒体、公众乃至整个社会。

以此言之,财经知识分子在认知和担当“合理预见可预见的非意愿后果”之社会责任方面,依然任重道远。如同对联结类知识的持守一样,对预见类知识的持守较之持守一大堆特定观点重要得多,且不说许多特定观点很难经受起基本常识和逻辑层面的质疑。

四、持守基于专业理性表达的正见

知识分子群体的力量主要源于言论表达:不只是基于持守普遍利益立场的表达,也不只是基于社会改善目的的表达,亦应是基于专业理性的专业表达——基于专业知识的表达。

人类事务的多数(尤其是复杂)领域中,专业知识(professional knowledge)区别于且高于经验知识(experiential knowledge)。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要特质就在于其作为专业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创新者和传播者,这一角色是其他群体通常不具备的,也是财经知识分子认知与担当第三类社会责任(“正见”)的基础。

“正见”的基本含义是“真知灼见”,通常高于普通大众或非专业人士的见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无论针对何人何事;然而,真正的“真知灼见”往往少之又少,因而弥足珍贵,但常被各类噪声淹没,或者根本就未能发出。例子一如“有机食品”:非专业人士很难从琳琅满目的一大堆“有机食品”中,辨识出真正的有机食品;要么因为不具备专业眼光,要么因为真正的有机食品难觅踪影。

在能力建设战略和责任建设战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当代中国,清晰且充分地分清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也更紧迫。

专业知识有两个特质。首先是直击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经验知识很难做到这一点,复杂领域(典型的如公共预算过程与预算制度)尤其如此。“长生不老丹”的制作也是典型例子。我们的祖先在此积累了极为悠久丰富的经验知识,但炼出的丹药“靠谱”(助长生不老)吗?历史上,那么多“万岁”(皇上)服用丹药的结果不是长寿而是折寿,已经足以说明问题。直到近代化学的诞生和元素周期表的发现(专业知识),我们才最终知晓丹药原本是毒药。

其次,专业知识“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why)”,经验知识通常很难做到这一点。科学研究的焦点并非“什么”(what),而是“为什么”(why)。

在缺失药理学等专业知识的背景下,数千年来(或许更早)中医药体系被几近发展到经验知识所能达到的极致,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有力证明。但亦需看到,整体而言,中医药体系并非基于专业知识,而是基于经验知识的医药体系,这至少是如今时代西药在国内外全面压倒中药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医药需要奋起直追,方有光明的未来。在这里,焦点是把中医的药理(作用机理)即“why”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且可以通过实验和观察现代科学方法加以重复证实或证伪。

多数财经领域典型地属于复杂领域,涵盖把努力(efforts)与预设目标和原则联结起来的复杂性,以及合理预见系统的各个节点相互作用产出非意愿后果与影响的复杂性。财经领域典型的复杂系统包括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和作为其交汇点的公共财政系统,后者涵盖诸多次级子系统,包括税收系统、预算系统、国库现金管理系统、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系统。复杂系统也广泛存在于商业财经领域。

财经系统作为复杂系统的特质,使得财经知识分子表达“专业见解”变得困难与复杂化。不言而喻,专业见解主要基于专业知识而不是经验知识,并且显著地高于普通大众的非专业见解。当代中国最具价值的“能力建设战略”,可以解读为把经验知识升华为专业知识的战略;首先针对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包括本科和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公共官员群体紧随其后,然后是财经类媒体人士,最后延伸至普通大众。如此,能力建设战略才可望走上正轨,并支持更具优先性的责任建设战略——焦点是代理人对委托人的受托责任(accountability)。

当务之急莫过于“把首要的事情放首位”:财经知识分子必须持守专业知识,并将其优先传播给掌控公共权力与资源的庞大公共官员群体。

理想情况下,承担“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首要责任的公共官员群体,应掌握18个领域的专业知识:(1)战略管理,(2)公共预算,(3)绩效计量与管理,(4)内部控制,(5)政府会计,(6)预算报告与财务报告,(7)规划管理,(8)审计,(9)治理,(10)信息系统,(11)经济学,(12)沟通与表达,(13)分析,(14)谈判,(15)写作,(16)咨询,(17)流程简化,(18)冲突与应急管理。

财经知识分子可以并且理应以自己的专长——作为持守专业知识的主要群体,为向公共官员群体传播相关专业知识做出贡献。

为此,财经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有能力持守专业知识的生产、创新与传播。两个最优途径分别是深度学习(中西贯通)和专业理性训练。专业知识的持守高度依赖对专业理性的持守。

专业理性(professional rationality)涵盖政治理性、法律理性、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每个都有确切而丰富的含义,核心要点有三:(1)对完全成本(full cost)与完全收益(full return)具有大致可靠性和可信度的算计,(2)弄清具体的联结机制(联结目标与原则的制度与技术)与作用机理,(3)合理预见可预见的非意愿后果的能力。专业理性的另一个含义是政府职能的合理化。

对专业理性的讨论不再展开,但强调博弈论(game theory)的重要性仍有必要。理想情况下,财经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应率先掌握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并采纳博弈论思维作为强化专业理性和“预见能力”的基本方法,要领是把复杂高深的博弈化简化为三个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以此预见“游戏”结局,无论哪类游戏,包括制度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三个基本要素即“角色”、“利益”和“策略”。

结语

中国的财经知识分子群体庞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舆情和公民素质的影响力,大抵仅次于官员与商业群体,在与媒体结合时尤甚。仅此一点足以表明,财经知识分子理应在言论表达上承担重要的三类社会责任,这就是基于持守普遍利益立场的“正觉”,持守社会改善目的的“正知”,以及持守基于专业理性的“正见”,每个都有其特定且丰富的含义。

以此观之,现状令人担忧。“正觉、正知和正见”语境的贫乏或被淹没,足以说明问题。作为其负面后果的一部分是:用来平衡强势“理想与决心”语境的“可信与可靠性”语境明显不足。这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衍生后果。

财经社会创造了庞大的财经知识分子群体,也为财经知识分子群体创设了发挥巨大作用的机会空间。问题是:财经知识分子群体做好了准备就绪的功课吗?

 

转自: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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